“阿炳眼瞎，是因为染了不可告人的病。”这句话，坊间已偷偷流传多年。但我成名后，没人敢说。
年，新中国10周年国庆时，对外文化协会将我的《二泉映月》赠送给外国友人，这首曲子被认定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作。
受到如此大的褒奖，更没人敢公然讨论我的病了。
然而有些事，它就是事实，再不堪，也是我真实人生的一部分。
人说我的曲子充满了凄凉和悲苦，这也许是他们对我最大的误解。
从出生那天起，我就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。母亲带着我独自生活，常有人在背后指着我骂“私生子”，更多的人瞧向母亲的脸上充满鄙夷。
4岁那年，母亲再也忍受不了别人的白眼，抛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，去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母亲走后，同族的婶娘收养了我。
又过了几年，一天夜里，婶娘家来了个道士。道士和婶娘秘谈了许久，第二天，他便将我带到了无锡城中一个叫三清殿的道观。
将我带走的道士是三清殿中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华清和，从此后，华清和便成了我的“师傅”。
说是师傅，华清和却从不教我道士相关的知识，尤其是他的乐器，碰都不让我碰一下。
无锡城中的道士都得操练乐器，人们家中办法事做道场，全是道士吹拉弹唱，可以说，通晓各种乐器，是道士的看家本领。
每当我看着师傅拉奏乐器时，我都会不自觉地两手撑着下巴，听得入迷。
有天，趁着师傅出门做道场，我偷偷从墙上取下他的胡琴，拉开琴弓。胡琴不听使唤，扯来扯去只发出“雌狗、雌狗”的声响，再不然就是“吱呀、吱呀”。
我想，大概是弓弦不紧吧，便把弦轴用力一旋。不料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弦断了。
正在这时，师傅进来了。他一把夺回胡琴，对着我就是一记耳光：“啥人叫你拉的？从今往后，不许你胡弄各种乐器！”
师傅向来严厉，但几乎从不打骂我，这还是头一遭，我被打蒙了。
从那天起，我只敢隔得远远的偷看师傅拨弄他的胡琴、琵琶和笛子。师傅练乐器我不敢靠近，道观里其他师伯师叔还有师兄弟练习时，我便想尽办法去看。
每次被师傅知道了，我都少不了挨一顿臭骂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道观里其他人都可以弹奏乐器，只有我不被允许。
可我心里对乐器的痴迷，却越来越强烈。
“你怕我弄坏你的胡琴，那我就自己做。”我今天弄竹头，明天弄蛇皮，花了足足两个月功夫，偷偷做了一把小胡琴。
我又在那“雌狗、雌狗”地拉个不停，师傅气恼不过，冲过来要夺我的琴。
我死死抱住胡琴不放手，师傅的眼泪迸出来了：“你为啥非要拉这讨饭的胡琴呢？学会了胡琴、乐器，是要做道士的......”
我的眼泪像雨点似地落在胡琴上，把那把小胡琴落潮了，我苦苦哀求着师傅：“我一定像师傅那样做个好道士。”
师傅叹了口气：“小冤家啊，你还是要走我这条路啊。唉，要练就得练好。”
我连连叩头，从此，我就成了雷尊殿里名副其实的小道士了。
为了练习乐器，我曲不离口，琴不离手，寒暑不分，日夜苦练。
每次我两手操琴满头大汗，师傅心疼我，拿条毛巾帮我揩。我过意不去，便把拉琴的地方选在树旁或墙边。
我在树上或墙上挂块毛巾，拉琴时出了汗，就把头靠在毛巾上按按，手里的胡琴照样拉着。
夜里练琴时常有蚊子来咬，脚上被叮满了包，师傅用蒲扇帮我赶蚊子。我不忍心师傅为我操心，便在练琴前准备一只大水桶。
我把两只脚浸在水里，蚊子就叮不着我了。
寒冬里，我搬张木凳坐在室外练琴，手冻僵了冻麻了没法伸屈，我索性把手浸在冷水里。这样做，一开始会疼痛难忍，但浸过冷水后，血液流畅了，手指反倒慢慢活络起来。
这时我便用力拉弦，直到满头大汗。
久而久之，我的手指上磨出了一条血印，渐渐结成了一层厚茧。
除了练胡琴，其它乐器我也一样苦练。
练敲鼓时，我把棉花浸水后铺在方砖上，用一双铁筷敲。先是把棉花敲到水分全无，再把棉花敲平，直到最后将棉花敲碎，敲到棉花一丝丝漫天飞舞。
练吹笛时，刚开始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后来听说扎在河里洗闷水浴可以练屏气，我就这么照着去练。
除了河里练屏气，我每天早上还站在高墩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吹笛，练转气。
就这样，我苦练出了自动转气换气的本领。别人都说我吹的笛，音量大、传音远。
15岁时，我的各种乐器功夫已经远超师傅和全殿所有师伯师叔们。当时，无锡许多人家做道场，总要把我请去，很多人叫我“小天师”。
我在无锡城的名气越来越响，这时，师傅华清和的生命也已走到了尽头。
师傅临终前望着我不住叹气，终于，从师傅口中，我知道了他当年为何不想让我学习乐器。
原来，师傅不是我的师傅，而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的母亲原是雷尊殿里帮佣的寡妇，当年与父亲有了情愫，这才有了我。
那时的道士是不允许结婚的，更何况是和一名寡妇。师傅不愿我走他的老路，不想我成为道士，误了终身。
这么多年，自己以“师傅”相称的人，其实是生父，日日相对却无法唤声“爹”。25岁的我，不知道要如何从这种困顿中解脱出来。
爹走后，我成了雷尊殿的当家道士，与堂兄轮流掌管殿中的香火钱。手头一下宽裕起来，再也没人对我严加管教，我的生活突然变得“多姿多彩”，身边“朋友”也多了。
我常去一家洗浴堂，那的老板姓胡，对我日日吹捧，我把他引为知己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把这么多年压抑在心中的苦闷与自己的身世说与他听。
胡老板给我介绍了一样解愁的东西：鸦片。从那天起，我便与之相伴，离不开它。
不仅如此，胡老板和其他人还带着我去到了曾经半步不敢踏足的地方，那里真是新奇啊，娇滴滴的“大爷”声此起彼伏，莺红柳绿的，简直像天堂。
我沉迷在那花街柳巷，雷尊殿的香火钱被我挥霍一空。此时，我再想戒断那大烟瘾，已是不能，更戒不断那花街柳巷中的美人颜色。
我只好趁人不备，偷盗殿中的法器拿出去变卖。
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不久后，道观中的道士们忍无可忍，把我驱逐出观，只留观前一间七八平的小破屋给我暂作容身之地。
我只好肩搭一条褡裢，以卖艺为生。
我虽然穷，衣衫虽然旧，但有一点，我出门卖艺，总是一副“先生”打扮。我的长衫从没有补丁，并且我从不光脚，总是穿着袜子。
我的褡裢包袱上，一头挂着胡琴，另一头悬着琵琶，还随身带着一本卖唱的折子。折子是用毛笔写的，有三四十页，标着曲目和价格。
二胡一曲两角，琵琶一曲五角，至于唱的，那就要区分是普通的，还是带点颜色的了。普通的两角，带点黄色的五角。《昭君怨》我能唱，《十八摸》《小寡妇上坟》这些我也能唱得哄人开心。
三万昌茶馆前的广场、汉昌路一带的旅馆，是我常去的地方。
不久后，我的眼睛越来越痒，我不知道，这是我先前染上的花柳病“梅毒”加重了。
就算知道，我这时也无钱医治。渐渐的，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
看不见后，有段时间，听我演奏的人也很少，因为当时我的样子着实有点吓人。眼窝深陷，看不见眼珠，整个头部像一个骷髅。再加上我那粗大发黄的牙齿，孩子们见着我就躲。
我只好配了副墨镜给自己遮挡，可我每每走三步就摔一跤，没过几天，这副墨镜也摔断了腿。
没钱买新的，我便拿了根皮绳套在缺腿的那端，另一头挂在耳朵上。
后来我发现，老百姓更喜欢的不是听曲，而是说唱新闻。
于是，每天上午我都去茶馆坐坐，听人说些市井里的新闻。当时的无锡已在日本人侵占之下，很多新闻报纸上登不出来，老百姓也不识字。
我便把听到的新闻即兴编成顺口的词，配上熟悉的音乐，唱将出来。我往长凳上一站，三块竹板一夹，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敲。
每次在说新闻前，我都会先用胡琴模仿一些片段。我不仅能用胡琴模仿各种动物声，还能模仿人说话。
人们最喜欢听我用胡琴拉的“狗抢肉骨头”和“老鹰抓小鸡”。
我也会将琵琶置于头顶弹奏，或者反手背着胡琴拉出无锡土话“你吃饭了吗”“谢谢你”......
我的表演形式老百姓喜闻乐见，总是能吸引来很多人。
不过，哪怕是卖艺，我总也不愿伸手问人要钱。再穷，我也有我的骄傲。
我的胡琴琴筒是用毛竹筒做的，一端蒙了蛇皮，另一端是空的。
每当我说完新闻或拉完琴后，我就把琴筒空的一端朝上，用它向大家凑钱。
当时，无锡城被日本人占领了，每晚过了七点，城门就会被关上，没法进城。我隔着老远就开始拉琴，日本人听到我的琴声，许是勾起了他们的思乡情吧，总会为我留一道门缝，让我过去。
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用胡琴拉上一声“谢谢东洋先生”。
有人说，我这是谄媚日本人，是走狗，可我当时不这样的话，连城都进不了。
事实上，该骂的，我一句都没少骂。
无锡城内最热闹的场所是图书馆旁边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常对着上百名听众破口大骂“东洋赤佬”“东洋乌龟”。
我更没有吃过白食。有时表演完，店家想给我一碗面吃，我也都是推辞掉的。有时店家端碗水给我解渴，我也不占别人店里的座，总是端着水坐在门口石阶上喝。
我虽不是革命者，但我是支持革命的。
那时，中共地下党员许统福他们常在京沪饭店开一个房间，以打麻将为名在房里召开秘密会议。他们经常请我坐在房门口佯装卖唱，遇到可疑的人就让我拉琴通风报信。
我从没有收过他们给的一分钱，我知道，他们在做的事是正义的，为的是老百姓。
还真别说，我的说唱新闻，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。
当时，无锡恶霸顾某强奸了家中的丫鬟，还张扬跋扈拒不道歉赔偿。我把它编成说新闻的内容，绘声绘色，说的时候还不时一口痰吐在地上。
顾某被臭了名声，吓得不敢露面，后来也赔了钱。
有段时间，民政厅厅长缪斌仗势将自己的马养在火神殿里，殿里被他弄得乱七八糟。我编了唱词连日到缪公馆门前高唱：“你老子也是道士，你为啥不把马养到你亲爹屋里。”
唱得缪家最后悻悻然把马牵走了。
当然，我这些做法得罪了那些达官贵人，我也没落到什么好果子吃。
我抨击国民党用金圆券害得百姓民不聊生，“金圆券，满天飞，上午可以买头牛，下午再来买只鸡”，结果，我被国民党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为由，不准我再上街卖艺。
不被允许上街卖艺后，我便只能靠卖些治丹毒的药来维生，有时，我也给人修下胡琴，家里常常揭不开锅。
音乐是我吃饭的家伙，更是我的灵魂支柱，不能卖艺后，我常无端发火，用来吃饭的乐器，也被我砸烂了不少。
我的身体很快出了问题，如枯叶般脆弱。
我这辈子，说到底，毁在自己的任性不羁上。
原本，以我卖艺的收入，是比那些普通老百姓日子要过得好些的。可我戒不掉鸦片，后来跟着我的女人董催弟，也吸它。
我赚来的钱，大多用在了这个祸害人的玩意上头，而家里，空空如也，家徒四壁。
年，我曾经的小邻居黎松寿在南京古林寺音乐学院进修。一次，上课前，黎松寿了为给手指热身，随手拉了首我过去常拉的曲子，被民乐大师储师竹听到了。
储师竹忙问黎松寿拉的是什么曲，谁创作的。黎松寿告诉他，“这是我们无锡当地一个艺人常拉的，我们叫他‘瞎子阿炳’。”
与储师竹一起的杨荫浏教授听到这话，便向黎松寿打听我的近况。杨荫浏曾在道观和我学过琴。
黎松寿告诉他们，我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。
他们几个人匆匆商议，当务之急，一定要找到我，把这些曲调记录下来，最好能找台录音机录下。
年9月2日，音乐学院的几位教授从无锡电台借到一台当时稀有的钢丝录音机，找到我。
此时，我已很久没有碰这些乐器。我让他们给了我三天时间，自己重新熟悉下。
三天后，我们在道观一处安静的房间里，开始了录音。
当我拉完平时走街串巷时随便拉拉的二胡曲后，几位教授连声赞道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
他们问我这首曲子的名字，我说没名，就是随便拉拉。之后，我们给它定了个名：《二泉映月》。
当我听着从录音机里缓缓流淌出的《二泉映月》，激动得不能自已。我紧紧地抱着录音机对催弟喊道：“是我的声音，是我的声音。”
我又重新拿起了琵琶，弹起了另外几首曲子。
这次录音后二十多天，我被无锡牙医协会请去表演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着拉琴，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。我拉得格外卖力，其实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。
拉完数曲后，现场观众纷纷嚷着还要再听《二泉映月》，催弟怕我身体受不了。我摆摆手说：“他们要听曲，就是拉死，我也愿意。”
那天的演出分外成功，台下雷鸣般的掌声，让我几次激动到脱帽致意。
但谁都没想到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演出。
不久后，有天，身体虚弱的我病中想弹弹三弦，取下来后大惊：弦上蒙着的蛇皮被老鼠啃破了。
我们这行有种说法：乐器被牲畜所毁，这是老天不让乐师再演奏了。
自那之后，我的心病随着身体的虚弱，也越来越重。
三个月后，我吐血身亡。我走时，身边空无一人。此时的催弟回老家参加土改分地去了。
富人家施舍了我一口薄棺材，我被葬入西郊璨山脚下的道士墓。
我一生创作、改编的乐曲有六百多首，最后留下来的，只有当时录音录下的六首。
我不知道，我死后，这首《二泉映月》会如此广为流传，甚至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对这首曲子极为欣赏。
年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，《二泉映月》作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作，被赠送给外国友人；
年，《二泉映月》被选录进激光唱片，被美国“旅行者1号”探测器送入太空；
年，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完《二泉映月》后，流泪下跪，他说，“我是流着泪听完的。”
很多人就此以为《二泉映月》是首悲凉的曲子，在之后无数次的演绎中，它也被演绎出了悲凉的意境。
人们认为我生前太过凄惨，替我感到惋惜。
然而我在创作这首曲子时，真不是一种悲凉的心境。
当年，我总是边走边拉，生意好的这天，我拉的这首曲调节奏明快，欢乐跳跃；生意冷清的这天，它听起来便是有点呜咽的。
更准确点说来，曲随境转，调随心移。我前半生放荡不羁，我没有畏怯过权贵，我也从未低头弯腰做人。我的曲中，不是悲凉。
很多人都忽略了小泽征尔当时对这首曲子完整的评价：
“不能说《二泉映月》是首悲凉的曲子，我是流着泪听完的。它有着积极的精神，这是一种无形之中，全人类共通的情感。”
可以说，小泽征尔是真正听懂了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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